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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下午四点，陈文统抵达清水湾。

    风尘仆仆，旧帆布包鼓鼓囊囊。

    会议室里，他把包里的东西倒在长桌上：

    照片、信件、日记、几片干枯的茉莉花瓣。

    “五栋房子，五个铁盒。”

    陈文统声音沙哑但有力，“蓝屋的信，白楼的侨批，红楼的盟誓胶囊，青庐的药方，黄宅的日记。全部拿到了授权，可以拍，可以用。”

    他拿起那本林淑贞的日记，翻开最后一页。

    “这姑娘牺牲前写：‘若死，请勿以女身葬我，恐辱家门。’她父母到死不知道女儿是烈士，以为她跟人私奔了。四十年后，我们第一个要认的就是她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接过日记，手在抖。

    “电影什么时候开拍？”陈文统问。

    “下个月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说，“但开拍前，我们要做一件事。十天后，东京、柏林、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会来香港看企划案。我们要给他们看的不是剧本，是这五个铁盒里的实物，是这五首歌的demo，是这五个家庭后人的授权书。”

    她抬头，眼神如刀：“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《槟城空屋》不只是一部电影，是一场跨越四十年的认领仪式。认领那些被遗忘的牺牲，认领那些被误解的勇敢，认领那些该被记住的名字。”

    晚上七点，创作会议。

    长桌上摊开所有资料，墙上贴满五栋房子的照片和人物关系图。

    会议开到一半，前台阿玲又冲进来：“赵总！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，从罗马打来电话！他说看了《民国》的录像带，想参与《槟城空屋》的创作，可以做联合编剧或顾问！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
    “他怎么说？”赵鑫问。

    阿玲看着记录本：“他说：‘这部电影触及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：个体如何在家国叙事中保存尊严。我想和你们一起，寻找这个命题的东方答案。’”

    许鞍华和钱深对视一眼。

    “回复他，欢迎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但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他必须来香港工作，至少一个月，实地参与调研；第二，他必须学习基本的中文，至少要能看懂史料原文。”

    黄沾咧嘴笑：“阿鑫，你这条件够狠。让欧洲大师来香港吃盒饭学中文？”

    “合作不是施舍，是平等对话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他要的是东方答案，就得用东方的方式寻找。如果只是坐在罗马的咖啡馆里提意见，那合作没有意义。”

    晚上十点，糖水铺。

    陈伯破例营业到深夜，说是要给这群“夜猫子”补元气。

    桌上摆着刚熬好的十全大补汤，但没人动。

    谭咏麟忽然说：“我有点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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